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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农民负担陈仓暗渡

发布时间:2019-10-17 17:38:51 阅读: 来源:折叠椅厂家

2000年开始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措施硬,改革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与改革前相比,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减负最大的乡镇达到了40%,最少了也能达到15%。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有些税费改革地区,农民负担陈仓暗渡现象较普遍。如果不能及时阻住暗渡的这部分负担,农民负担反弹只是个时间问题。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民负担暗渡陈仓主要有五种方式:

一、从一事一议暗增负担

一事一议政策的设计本来是想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农村的基本建设问题,体现农民的意愿,将农民负担控制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笔者从农村调查了解到,这一目的难达到,一事一议成了乡村转移负担的主要载体。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五个:一是多年的事一年议。有些乡村将以后所要建设的工程、设施一次性议论。这种议事方式体现在负担卡上就是以后几年的一事一议费用都相同。二是不议。笔者从农村调查中曾经多次问过农户,对于一事一议所收的费用是否事先知道,村干部是否征求过意见,是否开过大会讨论,大部分的农民是否同意,许多农户都说不知道。这就说明了一事一议的议的程序并没有有执行。三是一事一议形式化。有些乡村根本不想征求农民的意见。对于一事一议的收费,农民同意与否都要交一事一议费用。四是交费不办事。还有乡村明明是以一事一议的名义收的费,但是并不用来办预定的建设,而是用来弥补村级经费的不足、偿还乡乡镇村债务。五是超范围进行一事一议。还有些乡村将不属于一事一议的建设项目,也来以一事一议的方式来筹集建设资金。这就使一事一议变成了“筐”,什么东西都向里装。

过去乡村是以“两工”作为乡村财政赤字的“蓄水池”。现在一事一议逐步取代“两工”,赋与了同样的征集收入的功能,即负担载体由过去的“两工”变成了一事一议。而且一事一议上不封顶,需要多少就议多少、收多少。另外扩大议事范围。如一些村子将各种乱集资、乱摊派想方设法纳入“一事一议”,违规超收,加重了农民负担。某村向农民收取义务工25元,乡政府又向农民收取每人7元的农建款。有的村在收了20元的“二工”款后,还要按劳动力收40元的“秋冬修”款。还所以随着这种形势继续发展,一事一议势必成为村级组织增加农民负担的主要载体,农民负担又通过一事一议借尸还魂,实现了负担的暗中转移。

另外,许多地方既征收一事一议的费用,还按照过渡的要求,收征“两工”。本来过去只有一种负担,现在变成了双重负担,既要承担“两工”,又要承担一事一议的费用。如政策规定,改革第一年,“两工”是每个劳力不多于20个工日,同时还要按人头或者田亩征收一事一议的费用。与过去相比等于是多出了一项收费。因为改革前,只收“两工”的代金和防汛抗旱费用。虽然“两工”只是一个过渡的收费,会逐步取消,但是这无疑也会使税费改革的成效打上较大的折扣。

二、从农村基本水费和排渍费等生产共同费暗增负担

中央政策规定:向农民收取水费,原则上实行计量收费,因大面积抗旱、排涝难以做到计量收费的,也要按受益原则据实分摊,不准提前预收和不顾实际按人头和田亩摊派水费。但是实践中却走了样。农村基本水费主要是用于农村灌溉、堤垸保护、水利设施的维护及管理人员必要经费支出。防洪排渍费主要用于防洪排渍。基本水费一般规定每亩不得超过5元,排渍费一般每亩不得超过10-20元。但是实践中许多乡村根本没有按照上限控制。一是排渍费过高,有的地方达到了每亩50元;二是排渍费用多少收多少。这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基本水费和排渍费的上限标准与实用实收的矛盾,征收上限形同虚设。更严重的是究竟用了多少电费,根本无从知晓。因为农民与乡村组织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这就为乡村二级从水电费用来想办法搭车向农民收费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即为乡村将原来的负担由“二工”和电费转向“基本水费和排渍费”。有些乡村,特别是防汛抗旱比较严重的地区,农民的水费就与农业税、农业税附加、过渡期“两工”和一事一议筹资四项收费相当。三是将抗旱与排渍的费用分开,只将排渍纳入负担卡,抗旱费另外征收。如有湖南有一个村,每亩征收30元的排渍费后,还要按每亩20元征收抗旱费。双重收费。四是乱设项目收水费。有些村竟公然向农民征取自行设立的所谓“农田基本水税”等蒙农。因此,农村基本水费和排渍费也是农民负担暗渡的一个途径。必须及时完善配套政策,予以规范。

三、从调整农业税计税标准来暗增负担

中央税费改革政策规定:核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要征求农民意见,得到农民认可,不准随意虚增和压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但是实践中,这一条规定也难以得到落实。一是计税面积扩大。对于计税面积存在二种趋势,一种是下级政府在向上报上级政府时,往往减少计税面积;而向下征收农业税时扩大计税面积。另外,由于基本建设和农民住宅用地,农村的耕地面积已经减少了许多,但是有些地方要求计税面积必须按照原来的土地面积来计算。如有的乡镇未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为依据核实计税面积,对因建设用地、水冲砂压等因素减少的耕地面积该减的没有核减。有些甚至按照原来农业税造册面积层层下达税收指标任务。这就会加重每亩耕地的负担。假如一个村过去有1000亩地,建设和住宅用去了100亩。可是上级政府在核定计税面积时,还要按照1000亩计算。这就会使900亩的耕地承担1000亩的农业税。二是常年产量定得过高。从洞庭湖区的各个区县来看,每亩计税产量水稻为820至850公斤之间。有的地方为了保收入,采取倒推算办法,使常年产量层层加码,有些县农户亩产的常年产量竟被核定到1134公斤,而上级批复该县实施方案常年产量平均只有630公斤。从调查中了解,这个产量非常高,根本不是农民的年平均产量。农民年平均产量大约在600至650公斤之间。每亩常年产量高估近200公斤。三是销售价格高估。现在洞庭湖平原的水稻计税价格是每50公斤52元至55元。但是目前的市场行情远非如此,早籼稻只有40左右,晚籼稻也只有50元左右。因此,计税价格也被高估。四是计税价格、计税产量、计税面积和计税确定方式,根本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没有张榜公布,基本上是乡村一手操办。

四、不按程序办事暗加费用

笔者从农村调查了解到,有些乡镇根本不按照中央的农村税费改革精神,按程序办事,而是直接将费用下达农户。如有的乡镇不按规定程序操作,而是直接下达计税任务,再由村组干部分解落实到户的开纳税凭证不规范,只填写总金额,不填定计税依据,甚至将农技服务费、防疫费、水费等生产性项目也一并列入;有的地方还存在平均摊派农业特产税并明显偏高的现象。有个乡去年征收农业特产税2.6万元,今年的任务却高达13.9万元,每亩旱地按60元征收。由于农业税的核算是连环推进的,如果上一个环节的数字扩大了,就会加倍放大下一个环节的数字。乡村通过放大计税面积、放大常年产量、放大计税价格就增加了农民不应承担的负担。这也是乡村用来暗渡负担的一条途径。

五、转移乱收费途径暗增负担

税费改革就是为了制止乡村乱收费,增加农民的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乱收费现象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彻底根除,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手法更加隐蔽和高明。从实践调查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乱收费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该交多少税款,纳税通知书上写得一清二楚,一些部门没有办法糊弄,便变换手法摊派任务。如河南省台前县清水河乡,不管村里有多少机动车,也不管你的车是耕地种庄稼还是跑运输,乡政府都要代收车船税。安徽省固镇县曹老集镇土管所收所谓的“地皮费”,其中新建房800元/间,旧房翻新300元/间。宿州市墉桥区大店镇土管所向建房户收取开垦费、登记费、证书工本费三项400元。二是乱收费的对象由大人向孩子转移。有些地方利用目前改革的转轨期,想方设法在孩子身上打主意。学校乱收费仍然是农民的一大负担,几乎所有查到的农村中小学都存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超标准收费现象。安徽省怀宁县秀山中学2002年春季对初一、初二、初三学生分别收取300元、330元、510元;借读费初中每学期收取500元,收费已超过标准两到三倍。三是由直接要钱要物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把经济行为变成行政行为,让农民为“政绩工程”买单。有的地方打着“富民”的旗号,强迫农民购买种子包衣剂、秸秆速腐剂,推销麦种豆种玉米种子,统一购买退耕的树苗。有的地方不按规定使用农民义务工,花钱雇人或用机械栽树、挖河、修路,然后向农民收取“两工”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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