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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体制性因素

发布时间:2021-01-21 15:23:38 阅读: 来源:折叠椅厂家

当前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体制性因素

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通胀回落已成定局,物价开始进入下行通道。然而,CPI数据的回落是否就意味着通胀警报就此解除?物价上涨的根源又在何处?  笔者认为,通胀真正意义的拐点并未到来,未来一个时期,我国CPI仍将维持在高位运行。当前物价上涨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有关,表现为结构性通胀,而根源则在体制上。  根据经济学理论,通胀的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流通中的货币相对过多。因此,无论是成本推动,还是需求拉动亦或是输入型通胀,都和货币有关。货币如水,水涨自然“船”高。从目前情形看,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首先离不开因应对金融危机需要而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偏大。  根据统计数据,2008年,我国GDP总量为31.4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47.5万亿元,是GDP的约1.5倍;而2009年、2010年,我国GDP总量分别为34.1万亿元和40.1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分别为60.6万亿元和72.6万亿元,均是GDP的约1.8倍。这就是说,为应对金融危机,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货币供应量明显增多,虽然政策后来有所调整并不断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缩流动性,但受欧债危机、贸易顺差以及资本流入等因素影响,流动性偏多趋势并没有扭转。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GDP总量达32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81.7万亿元,是GDP的约2.5倍,差数达到49.7万亿。  诚然,流动性偏多能够引起物价的波动,但这只是经济运行中客观规律的表现,并不能认为两者间存在绝对地因果关系。如果探寻影响当前物价上涨的长期性、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更应关注那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易导致经济体效率低下的体制性因素。  首先是融资体制无法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一方面,表现为银行体系贷款行为扭曲,使众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被排除在贷款门槛之外,融资渠道非常狭窄,很多企业因资金问题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企业主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的现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无法真实体现资金供求变化及实际价格,再加上各资金交易市场关联程度低,使市场上的资金流向缺乏“方向感”,而一旦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就会转变成投机资本。当投机“热钱”进入某些“炒作”领域,必然会推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去年以来,市场上相继出现的“炒绿豆”、“炒大蒜”、“炒白糖”、“炒字画”等,无不和资金流向投机领域有关。  其次是投资体制易造成政府投资冲动和结构失衡。由于政府习惯于借助投资调控经济运行,因此我国投资决策主要由政府主导,对市场化投资领域往往存在政府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的现象。如果缺乏科学的产业导向,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投资过热,甚至结构性失衡,并导致因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结构性通胀。2008年底,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虽然“4万亿”投资在提振市场信心、扩大内需、减少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巨量的货币投放也带来了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胀压力。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全国各地投资冲动依然很大,如果缺乏政策导向与约束,那么投资过热将不可避免。  再次是汇率体制因缺乏灵活性而不利于抑制通胀。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货币政策受国际流动性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在当前国际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由于汇率缺乏灵活性,为保持币值稳定,央行必需不断加大对基础货币的投放,即便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但国际上过剩的流动性仍会不可避免地注入国内,从而给本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通胀压力。反之,如果汇率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么无论国际经济环境是面临通胀还是通缩,都会对本国经济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第四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成为结构性通胀的潜在推手。为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1.5%,而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17.9%。城市的扩张自然会挤占越来越多的农业资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村地区劳动力规模逐渐萎缩。供给的减少致使供求比例严重失衡,并最终在气候、投机等因素的助推下导致农产品价格一路走高,成为结构性物价上涨的领跑者。反观城市,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很快被城市的快速发展消化吸收,去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用工荒”,并逐步蔓延至全国,呈现出常态化、普遍化的趋势。与农产品一样,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工厂用工成本上升,并最终成为推动物价上涨最重要的成本因素。  因此,体制的扭曲造成了结构的失衡和政策传导的低效率,并在客观经济运行中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治理通胀,与其关注短期因素,不如关注影响物价上涨的长期性、根本性的因素。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言,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财税、金融、农村、企业、资源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使微观经济活力和宏观管理能力明显增强,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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